【影响周小燕一生的亲人】周小燕年轻的照片

2017-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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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在中国艺术界,周小燕教授一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周先生,从青年时代享誉欧洲的"中国之莺",到执教65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歌 ...

在中国艺术界,周小燕教授一直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周先生,从青年时代享誉欧洲的“中国之莺”,到执教65年,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活跃在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歌唱家,95岁高龄坚持平均每周上20节课……她不但是上海文化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艺术界的楷模,还是一位党龄50多年的优秀共产党员。

人们常常好奇,周先生看似瘦弱的身躯里,怎么有绵绵不尽的精神?是什么让她无论风雨阳光,始终不失理想信念、不失谦卑善良、不失创新进取、不失豁达开朗……新华社高级记者赵兰英长期追踪采访周先生,在她的新作《她是这样一个人写真周小燕》中,我们看到了周先生精神的最初来源……

父亲周苍柏是对周小燕一生影响最大的人。周家是工商世家,湖北有名的周恒顺机器厂,就是周家创下的。从上海南洋公学毕业后,周苍柏赴美国纽约大学攻读银行系,回国后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工作。

周苍柏在美国求学时,家道已经衰落,只能边读书边打工。那时,中国贫穷落后,没有国际地位,中国人在海外备受歧视。周苍柏非常愤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中国要强盛起来,要超过外国人。

周苍柏十分喜爱音乐,自己有了经济能力以后,便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在周小燕童年记忆中,父亲最为幸福和舒适的时光就是下班回来躺在客厅的椅子上,边看报纸边欣赏从孩子们的房间发出的各种乐器声。那时,小燕练钢琴,大弟弟吹萨克斯管,小弟弟拉小提琴。还有,就是周末的晚上了,哪个应酬都不去,回家看孩子们的演出。


1926年,武汉发生了一场金融风潮,各家银行门前人山人海闹挤兑。银行家们能逃的逃,能避的避,刚升任上海银行汉口分行行长的周苍柏却只身挺出,代表上海银行汉口分行宣布:保护储户的利益,对以往的储蓄存款,一律按照现洋兑付。这个公告一出,储户如同吃了定心丸,停止了挤兑。上海银行汉口分行的威信也大振,业务天天向上。

时隔不久,银行家周苍柏又做了一件在有些人看来胆大妄为的事。当时,共产国际运动有一笔巨款想汇入中国,支援中国革命,却没有一家银行敢接手。周苍柏有胆有识,接下了这件棘手的事,巧妙地将这笔钱分文不少转到了共产党手里。

1931年夏天,汉口发大水,又是周苍柏挺身而出,任湖北省救灾委员会副主任。小燕家也淹了,不到1岁的六妹不幸落水去世。周苍柏每天忙在抗灾中。有一天,武汉大学棉花实验场场长杨显东来求救,说老家沔阳来了100多个灾民。

周苍柏出手相助,将灾民们一一安顿好。因为这场灾难,周苍柏进一步了解了农民的疾苦。他想让农民的生活过得好一些,第二年,出资在湖北青山办了一个农村实验区。在这个实验区,有医务室,有学校,农民看病、上学的费用都由周苍柏支付。他还请杨显东和金陵女大的一位教授到这里推广优良品种,帮助农民防治病虫害等。

小燕15岁那年,武汉一些青年人组织了一支管弦乐队,约有20人,都是业余爱好者,小燕和两个弟弟也报名参加了。这支乐队叫“武汉雅美管弦乐队”。“雅美”这个名词是从英文AMATEUR来的,意思是爱好艺术且有相当修养,但不以此为职业。

此时为1932年,可以说这是一支最早的以中国人为队员的管弦乐队之一。乐队的名气越来越大,要求参加的人越来越多,原来排演的地方武汉青年会就显得小了。小燕和父亲商量,周苍柏立即找人把家里饭厅和客厅打通,供乐队排演。

周苍柏听了几次乐队排演,非常赏识乐队指挥兼小号手夏之秋的才能。后来从夏的中学老师沈祖荣那里得知他父母早逝,家境贫寒,主动提出承担他的学费和其它费用。1936年,怀揣周苍柏赠送的500元(当时的猪肉才2毛钱一斤),夏之秋考上了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此后创作了《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思乡曲》等歌曲,传唱大江南北,成为我国第一代卓有成就的铜管乐家、作曲家、指挥家、音乐教育家之一。

1937年7月,在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上两年级的小燕,回武汉过暑假。没几天,“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周苍柏坚决对孩子们说:“上海沦陷了,你们决不能为了读书,去做日本人的顺民。”这样,在民族存亡关键时刻,小燕姐弟放弃个人前程,留在武汉,投入轰轰烈烈的抗日宣传活动。

国共开始合作,董必武、陶铸、李先念等共产党人,在湖北应场汤池办了一个游击训练班,周苍柏捐款3000元。这个训练班共开办了3期,为抗日游击战争培养了好几百名青年骨干。不少人后来走入李先念部队,成为八路军得力干将。有一天,陶铸秘密来到周苍柏家里,兴奋地对他们夫妇说:“将来我们要打到汉口来,把红旗插到你们汉口银行的大楼上!”周苍柏“红色资本家”的称号也由此而来。

中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日的烽火燃烧大地。周苍柏深深感到,抗日战争肯定能胜利,胜利后重建家园,国家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小燕姐弟荒废学业,时间长了也不行。他决定送他们去意大利深造。临行前,传来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消息。

周苍柏不愿让小燕姐弟到一个法西斯占领国去,临时决定,让他们改去巴黎。周苍柏将小燕姐弟送到香港,深情地对他们说:“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比外国人笨,你们要比他们学得好。学成后回来,为自己的国家效劳,国家需要你们。

”父亲的一言一行,烙印在小燕的心坎里,流淌在她的血液中。所以,1947年10月,誉满欧洲的周小燕,决意放弃所有的光环和优裕的生活,回到贫困的祖国,没有更多的原因,就是父亲的影响和召唤。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苍柏出任联合国救济总署湖北分署署长,好友杨显东任副署长。当时,李先念的中原军区部队给养有困难,董必武、王震先后找到他们。他们就亲自押送大批美国救济物质,包括粮食、药品等到中原军区所在的宣化店。

面对美方质问,周苍柏微微一笑,说:“按照联合国救济总署的条文规定,救济对象是战后困难的中国人民呀。它并没有规定哪个区的人民不准接济嘛。我们正是根据这个规定,哪里的人民有困难,就往哪里接济。”这番话,有理有据,对方无话可说。

1949年,解放的隆隆炮声,离上海越来越近。一些达官贵人纷纷携黄金细软出逃,周家也有不少亲朋好友来告别,但周苍柏一点儿也不为所动。他心里明白,在抗战中为国捐躯的儿子德佑所描绘的一个崭新的社会要来了,这也正是自己所希望的。

那时,周家住在友人暂时借给他的华山路江苏路转角处的一幢临马路房子里。5月22日晚,周苍柏看到,一辆辆载着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军队的大卡车,向西急驶而去。这一夜,他没睡。半夜,他又看到大卡车装着溃不成军的国民党士兵,向东逃去。

天边刚露出一点鱼肚白,他就摇醒酣睡中的小燕,说:“小燕快起来,好像八路军进城了。”父女俩,跑跑走走、走走跑跑,到了交通大学附近,果真看到马路边上,坐着、躺着一队队穿草鞋、裹绑腿的解放军战士。周苍柏和小燕的眼睛湿润了。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周苍柏夫妇作为烈士家属应邀参加开国典礼。坐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听着毛泽东庄严而有力的宣告,看到一列列从眼前走过的整齐军队,周苍柏激动和兴奋的泪水,一直没有停过。他还出席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周苍柏回到武汉,任湖北省工商联主任委员、中南区轻工业部副部长、湖北省人大代表,后来到北京,任全国政协常委委员。

1952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李先念、邓子恢、陶铸等同志,在周苍柏的陪同下,参观东湖边的海光农圃。几位领导边看边赞叹道:这个地方真不错。周苍柏想也不想,说:“你们觉得好,我就把它送给国家了。”得知这一消息时,周小燕没有丝毫吃惊。因为,父亲早就对他们说过:“我建的这个海光农圃不是你们的,今后要交给人民的。”她知道父亲的心思,更为他宽广的胸怀骄傲。

周苍柏虽然是个大银行家,但除了在孩子们的学习上非常舍得花钱外,他从不乱花一分钱。他们家没有汽车,没有一副麻将牌,这在武汉有钱人家是很少的。当时珞珈山麓的东湖还没有开发,全是荒山孤坟,野草比人还要高。周苍柏只要有了钱就去买一小块地,日积月累,开始实现自己“让武汉民众有个公园”的梦想。

他给这片待开发的土地取名“海光农圃”,筑路架桥,将一小片一小片荒地逐渐连成了风景如画的中心区、栽花育苗的种植区和动物饲养区。本来还计划在里面建一所音乐学校,因战乱等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周苍柏捐出的海光农圃,就是武汉今天美丽的东湖公园。

新中国取得的每一项成就,都使周苍柏激动、感叹。1956年,周小燕加入中国共产党,闻此喜讯,周苍柏高兴地哭了一场。那一年,容国团获得世界乒乓球比赛冠军,他又激动得泣不成声。

1970年,周苍柏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这位“红色资本家”,逝世后,什么也没留给子女,只有2000元人民币,那是给夫人董燕梁养老的。

母亲董燕梁

母亲董燕梁是一位大美人,出身于书香门弟之家,可惜,幼时父母先后病逝,她在祖母、姑妈身边长大。姑妈认为女孩子多读书没有用,只要认得几个字就可以了。因此,在董燕梁书读到初中时,就不让她再读下去了。

留学回来的周苍柏,打拼了几年,年岁已不小了。董燕梁的堂兄为他们牵线见面。周苍柏一见董燕梁就喜欢上了。虽然董燕梁的大姐夫家是张之洞的秘书,二姐夫家是杭州首富,而那时的周苍柏仅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一名小职员,但是,姑娘见他文质彬彬,谈吐不俗,又是留过洋的,首先就有了仰慕之心。

这样,18岁的董燕梁和28岁的周苍柏订下亲事,一年后结婚。他们的婚礼在当时的汉口也是一桩“惊天动地”的新鲜事。迎娶新娘的不是花轿,而是马车,女方家没有一挑又一挑的嫁妆,新娘不穿红衣红裙,不戴凤冠,不蒙红巾,而是一袭西式的白色婚纱服。

婚后,周苍柏请来家庭教师,让董燕梁学英语,学古文,董燕梁聪明,进步很快。不久,董燕梁有了身孕,周苍柏还送妻子去学钢琴,说:“你多听音乐,多弹琴,对肚里的孩子有好处,这在国外叫"胎教"。”果然,不仅小燕,周家的子女,个个在音乐上都有天赋。

大户人家出生的董燕梁,却没有大小姐的脾气,更不慕虚名,不奢侈,不浪费,不娇气。这些禀性,对周小燕影响很大。她清楚地记得,母亲从来不给她和弟弟妹妹们买新衣服,她和弟弟妹妹们穿的都是母亲一针一线用缝纫机踩出来的。为强壮孩子们的体质,周苍柏送小燕和弟弟们去学武艺,练功服也是母亲做的。那套练功服上身是一件中式大襟杉,缀着闪闪发光的珠片,打着漂漂亮亮的盘扣,小燕穿在身上特别精神,飒爽英姿。

抗战爆发后,董燕梁成了武汉妇女抗敌后援会负责人之一。她在自家的客厅里搭了好几张桌子,指挥妇女们为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缝制棉衣。她自裁自缝,还忙着教别人。每天,她还要抽空到医院去,为伤病员敷药、换药,包扎伤口,安慰他们。

小燕姐妹也被母亲动员起来。那时,小燕参加了武汉合唱团,天天上街宣传抗日。在空闲时,小燕也跟着妈妈到医院,帮助照顾伤病员。小燕3个不到10岁的妹妹,都在家里帮助卷纱布。因为医院里纱布的需要量非常大。

对于母亲,周小燕印象最深的是她识大体,明事理,在大事面前,拿得起,扛得住,是一种大家风范。董燕梁有爱她的丈夫,有6个优秀的子女,是一个幸福的人。但是,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母亲,她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灾难。

武汉那年发大水,她的不到一岁的最小的女儿,不幸落水死亡。抗战爆发后,她的小儿子德佑参加抗日演剧队,牺牲在岗位上。董燕梁痛不欲生。这个时候,邓颖超来到她的身边,对她说:“周太太,你现在是失去爱子的母亲。而在当前抗日战争中,中国有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和亲人,流离失所。你应该扩大你的母爱,去爱所有这些失去父母的孤儿。”仿佛一盏明灯,燃亮了董燕梁的心。

1938年3月,武汉成立战时儿童保育会,董燕梁当选为理事。她承担了20名在抗战中无家可归的难童的生活费。后来,她到重庆难童保育院工作,毕生从事儿童保育工作。德佑当年所在的演剧7队,几乎所有的队员一有了难处,就想到周家,想到敬爱的周爸爸、董妈妈。在白色恐怖时期,周家成了7队队员的避难所。有的一住就是半年,管吃、管住,董燕梁还要给他们添置衣物,发给零用钱。

1949年10月1日,她和丈夫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出席新中国开国典礼。看到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她泪流满面,喃喃地说:“德佑,你盼望的日子到来了。”

董燕梁到北京后,在国务院参事室工作。“父亲在晚年患脑中风瘫痪了,个子小小的母亲,把父亲背上背下,满身大汗……母亲和父亲一样,心胸很宽大,很吃得起苦。”周小燕回忆着母亲,说到1978年,春天来临,董燕梁思念女儿,来到上海,住在小燕那儿。

那天晚上,周小燕伏案忙着自己的工作,母亲拿了一张《参考消息》,躺在床上,和小燕说着话。一会儿,小燕没有听到母亲的话声,以为母亲睡着了,便走过去看看,却发现母亲的脑袋歪在一旁。那时,家里还没电话,等把医生叫来,一个美丽的灵魂已经升天了。

小弟弟德佑

周小燕是家中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母亲名字中有一个燕字,所以起名小燕。一年后,天佑降生,再后德佑出生。三个孩子年龄上挨得近,童年时几乎形影不离。在周家的儿童歌舞团中,那个有着甜美的童声高音,扮女孩的小演员,就是小弟弟德佑。

德佑不仅拉得一手小提琴,还能诗擅画会写,多才多艺。在上海沪江中学读书时,他认识了一些进步人士,于是热烈地追求光明。因为他画了一幅讽刺蒋介石不抗日的漫画,德佑被学校开除。回到武汉后,他利用父亲是银行总经理的身份,偷偷地给共产党地下组织送文件和宣传品,办文艺刊物,偷偷阅读被国民党禁掉的书籍,比如斯诺的《西行漫记》等。

他知道姐姐喜欢看文艺类的作品,就把高尔基、鲁迅、巴金的书带回来,给小燕看。

小燕最先读到的巴金的《家》,就是德佑带回来的。德佑热烈地向姐姐推荐《家》,还热心地介绍他所知道的巴金的故事。德佑崇拜鲁迅和巴金。小燕至今还珍藏着1936年德佑在鲁迅墓前的照片。年轻的德佑,蹲在鲁迅墓前,一手放在墓碑上,一手培着墓前的土,悲从心来,满脸痛苦。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德佑找到光未然,又和好朋友赵寻、何康、张熹、彭厚荣、田冲等,联系了30多位来自平津沪的流亡学生,恢复成立了拓荒剧团。德佑是编、导、演,身兼数职。他们排演的第一个戏是光未然编剧的《五月的鲜花》,德佑导演,在武汉郊区为农民演出。

紧接着,德佑通宵达旦,自己写了一个剧本《大兴馆》。这个戏在武汉的一些伤病员医院演出。演出时,台上饰演伤病员的演员,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台下的伤病员情不自禁,也跟着高呼。还有的伤病员,捶胸顿足,哭喊着说:“这个戏,写得就是我呀。”

1937年12月6日,拓荒剧团被命名为抗日演剧7队,准备开赴鄂北、山西一带宣传抗日。德佑担心父母不同意他去,就给父母留下一封信,偷偷地走了。他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双亲:请不要担心,不要着急。我现在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到山西去了……没有事先向你们商量,这是我最大的罪过……父母的养育之恩,将来在报国的时候一起偿付吧……”

这个才18岁的小青年,满腔的热血,始终在沸腾,在燃烧。他全身心投入到抗战的各项活动中,经常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演剧7队出发后,先到达鄂北应城、汤池。此时,中国共产党人在汤池举办了一个抗日游击训练班,陶铸听说演剧7队来了,希望他们深入到村镇演出。

山路迢迢,山路崎岖,攀岩登石,淌河涉水,队员们还要肩挑行李,背负演出道具,而且饥一顿饱一顿,到了目的地后即要演出,十分辛苦。德佑什么活都抢着干,到了晚上他还要写剧本,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长期的拼命终于积劳成疾,他倒在演出的舞台上。周苍柏夫妇接到电报,马上将奄奄一息的德佑接回武汉。3天后,一个阳光灿烂的生命,离开了人世。临别前,昏迷不醒的德佑,突然睁开眼,把守候在身边的父亲、母亲和姐姐的手,握在一起,用尽最后力气,说:“我不行了。但是,你们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德佑的死,在武汉产生很大影响。武汉青年救国团、湖北妇女抗日后援会等团体发起召开追悼会。灵堂设在汉口周家的客厅。邓颖超同志题写了四个大字:“模范青年”。众多的花圈中,有董必武的名字。家人从德佑遗留的笔记本中发现了他为那些牺牲的抗日将士写的《安息歌》:“愿你安息安息,安息在大地里……”凄婉的箫声中,泪流满面的周小燕颤抖着声音,唱起了歌词。

灵堂里的哭泣声越来越响。小燕最终没能唱完。邓颖超、孟庆树、刘庆扬等妇女界领袖,都悲痛地致了词。妇女抗敌后援会代表宣读祭文,灵堂内哭声一片。周苍柏代表家属致谢,宣读德佑生前遗愿:以整个身心许国,死也不作亡国奴。德佑被安葬在海光农圃一座小山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