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淼物理学家 理论物理学家李淼:每天醒来就觉得一无所有

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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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李淼 理论物理学家.诗人.科普作家,(原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2013年8月来广州筹建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偶尔谈物理,总是谈诗歌和音乐 ...

李淼 理论物理学家、诗人、科普作家,(原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2013年8月来广州筹建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偶尔谈物理,总是谈诗歌和音乐”。

2013年对李淼来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北京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来到广州,应邀负责组建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作为一名连秘书都要借用的“光杆司令”,招兵买马自然是第一要务,他亲自审阅申请人的资料,与之邮件沟通,而最令他关心的,是中大能否为优秀人才提供相对优厚的待遇。目前的计划是2016年开始招收本科生,但能否按期完成,李淼自己心里也没谱,一方面是能否招到足够的教师,另一方面他还担心教育部的审批程序。

上个学期,他已经给逸仙学院的本科生开了一门选修课“人与宇宙的物理学”。在一切走上正轨之后,学校的工作远不会像研究所那么自由,好在李淼还可以保证科研和行政之外的阅读和创作,更何况这里是温暖的广州,他引用一位德国作家的话说,“22℃最适宜写作”。

他喜欢这里的茶餐厅、砂锅粥和日料,喜欢这里远离帝都和雾霾,喜欢这里淡化官本位、务实高效的风气。他为广州写了七首短诗,结成《岭南七章》,感慨这里“缺乏野心”。在这里的第一个春节,他已经像本地人那样去花市捧一盆年桔和桃花回家。

去年年初,他说2013年要用临睡前的时光写200个小故事,才到六月就已全部完成,大多数还是科幻的底子。有出版社编辑找上门,但李淼却暂时搁置了这件事情,他担心销量,因为觉得自己知名度还不够。

其间他也写过几个正儿八经的短篇科幻,就在大家以为他会接着写长篇的时候,他却在App“一个”写起了言情小说,今年1月22日发表了第一篇《小庄的情人节》。他坦承,上“一个”也是想打开知名度,让没有接触过科普和科幻的读者知道李淼这个名字。

果壳网图书策划小庄是李淼的好友,这次被他借用了名字和背景,故事虽然亦真亦假,却是基于三十岁女人可能会有的真实遭遇。待发表的第二篇小说主角是他的电视记者朋友白洁,这时他忽然想写成一个系列,的确他的闺密们也开始竞相报名成为女主角—下一篇的主题也许会是“王·薛定谔·丫米处于结婚和离婚的叠加态”。

他暂时还不打算继续写科幻。“跟科幻相比,言情小说受众更广,并且能够承载更丰富的表达”,而言情对他来说无疑更难。科幻小说无论长短都有个设定,也就是一个“小小的点子”,当点子呈现出来的时候,小说就结束了,是自问自答式的小把戏。可言情小说靠的不光是故事本身给人的阅读快感,更重要的是背后的深意和留白,李淼坦陈后者比较难,因为他才刚刚开始。

挑战新事物对他一向有着致命的吸引力,六年前他开始写诗,前年又在周围人的怂恿和劝诱之下,开始写小故事、写小说。他说自己的创作非常率性,写小说是闹着玩,写诗就更加随意了,这是他的生活方式。他评价自己的诗“还在演变,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

而他觉得写小说的难度一点不亚于写诗。“写诗是靠经验,确实也有天分在里面。小说还需要磨炼,说白了是更加讲究技巧。”在这一点上他很推崇门罗,“幸好我不是小说家,要不然读门罗会自卑。”他写小说文字克制而利落,有着物理学家的理性,要求语句在达意的前提下尽量短、尽量中性,多余的形容词副词都要删掉,甚至是动词。

除了门罗、木心、福楼拜,他最近还在重读《格林童话》,“我想看看写作最原始的形态。让小孩喜欢听是最基础的技巧,这得学。”他甚至想要摈弃任何文学的渲染或者绚丽的语言,用童话那样最直白简单的方式,来写一段言情故事。

毕竟,他毫不掩饰自己对“being rich and famous”(名利双收)的向往。从硕士期间在中科大自办刊物《研究生》上第一次发表文章,“李淼”就是他唯一的标志,他一直在积攒知名度,“名字的品牌效应很重要,要做名人就得推广自己”。

“不希望个人独自逃亡”

记者_许智博 摄影_贾树森

朱学东 传媒专家、学者,曾任《南风窗》总编辑,2009年5月至2014年1月,一直担任《中国周刊》杂志总编。

春节前采访朱学东,是在他准备从北京回江苏武进老家的前一天下午,也是他宣布离开《中国周刊》的第三天。面对我们的既定话题,朱学东略一思索,就在纸上写下了三个词:杂志、孩子、看世界。他像往常一样眯眯着眼睛笑着说:“杂志没办好,给女儿承诺的没完成,想去的地方也没去成。”

其实三个词的核心只有一个:工作。身为一本杂志的主编,朱学东在2013年里与前些年一样,忙到分身乏术。2014年元旦刚过,在4年前创刊时被朱学东视为“人生的下半场”的《中国周刊》,传出了资方变更、定位改变、原有采编团队遣散的消息,传闻中采编团队“唯一”将留下的朱学东,在1月22日通过媒体向外界确认,他已经离开了这本杂志。

上升期的夭折

对朱学东来说,这个“虐心”的过程早在去年夏天就开始了:“我花了半年时间反省。”那也正是他人生中第二次通过抄诗来调整内心的开始,每天早晚,各抄一首经典,当作功课。

他在传媒圈里的人品有口皆碑,同行尊称为“媒体界的最后一位士大夫”。他将“杂志没办好”的原因全部包揽在自己的身上,并不想给继任者和合作了多年的投资方任何压力:“《中国周刊》没办好是我的问题,常常书生意气、文人之心,想得多,行动得迟缓,导致中国周刊‘一无管理、二无经营’,跟技术和市场没太大关系。”

“每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和使命,我更擅长文字,做管理、谈钱?我这么多年,每一份工作的工资都是别人定的,我都不会跟人家讨价还价。”朱学东说,“做采编的人有洁癖,我可以跟企业家喝酒,但不愿意谈钱。”

而对于采编团队与投资方的关系,朱学东的态度仍然谦逊:“我跟老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职业关系’,老板由着我折腾,他有些想法,不好意思明说。做内容上我也比较霸道、固执。毕竟一个人的视野还是有限,我不好的一面强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