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成语 黄达荣获首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

2018-04-19
字体:
浏览:10次
文章简介:2011年6月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座无虚席,会场时常响起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感染着每一个人.这里正在举行的是"第一届中国金融学科

2011年6月1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座无虚席,会场时常响起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感染着每一个人。这里正在举行的是“第一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暨中国金融学科发展论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黄达成为该奖项的首位获得者。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为黄达颁奖。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名誉理事长刘鸿儒、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周慕冰、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张志平,以及上百位国内金融学者、实务界专家和决策部门领导参加了此次颁奖典礼。他们中间大部分人都是黄达的学生。

黄达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一条米白色的裤子,白衬衣配的是一条鲜艳活泼的金黄色的领带。他身材瘦削,西装外套似乎有点偏大,但难掩他儒雅的气质。他气场十足,颇有巨星风范,既威严又风趣幽默,简短的讲话赢得了一次又一次欢快的掌声。以至于他不得不请求大家,不要再鼓掌了。在发言的最后,他对与会的朋友予以致谢时,转身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台上的刘鸿儒,风趣地说道,“刘鸿儒是我的老同事了,不感谢他了。”

“黄达同志获得金融学科建设终身成就奖体现了金融教育界和金融实务界共同的心愿!刚才黄达教授讲了,我们相识60年了。”刘鸿儒在发言中,也同样诙谐风趣:“我们俩都是‘80后’,我81(岁),他85(岁)。” 刘鸿儒表示,随着金融业的发展金融改革的深化,在全球一体化的情况下,需要培养国际化的金融人才。大家听了这些精彩的发言,不由自主地对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在此次论坛中,数十位专家、学者就“黄达教授的学术思想”和“中国金融学科的发展”两大主题展开深入研讨,共同讨论中国金融学科的发展。

独立精神,兼容并蓄

黄达教授从事金融教学研究工作已有60年时间,被公认为“是新中国金融学教材与课程体系的主要奠基者和引领者,新中国金融学教育事业的主要开拓者,新中国金融理论的积极的实践者与金融决策的积极的参与者”。他1925年生于天津,毕业于在华北联合大学。1950年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1991~1994年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周骏和黄达相识已有60年。1951年,周骏在人民大学学习的时候,黄达是他所在教研室的负责人。在周骏的印象中,黄达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一个人能把一方面的工作做好就很不容易,而黄达在各个方面都做得十分出色,不唯上,不唯书,研究学问从中国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周骏说他很崇敬黄达。

“在教学、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中,您始终坚守着独立思考精神,从不人云亦云,总是从中国经济的实际出发,提炼和阐述经济理念。”国务委员马凯在致黄达的贺信中说,黄达独立思考的精神给他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黄达不崇尚空谈,立足实践发展理论,又以理论回馈实践。改革开放以来,黄达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每个关键时刻,都有声音,坚持学术良知,不计个人毁誉,表现出极大的学术勇气。

黄达是我国最早正面讨论通货膨胀问题的学者之一,被誉为“讨论通胀第一人”。当年黄达讨论通货膨胀时,纪宝成正在人大念研究生。“那时候提这样的问题,不但要有巨大的学术勇气,还要有巨大的政治勇气。那时候我们晚上都在讨论当时黄达的论点。”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升业1955年从人大的研究生班毕业后一直留校任教至今,“有幸在黄达的直接指导下学习和从事教学工作。”他说,黄达在担任系主任和副校长以后,还去旁听数学老师讲的高等数学,“当时我们都做不到。”

中国银监会副主席周慕冰是黄达的第一批博士生。1985年,他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系货币银行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师从黄达攻读博士学位。入学伊始,在确定博士学论文题目时,黄达就要求他在完成博士论文前,必须先完成一本与自己的题目相配套的学术史资料,要同时完成两篇论文。

1986年和1987年期间,北京高校学潮迭起,周慕冰说他在睡梦中常被校外学生的呼喊声惊起,黄达老师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告诫他们,大是大非面前立场要坚定,头脑要清醒,静下心来学习研究才是报效祖国的当务之急。

这些谆谆教诲,周慕冰一直谨记至今。爱因斯坦说过,当一位学生离开他的母校20年以后,已经忘却老师传授的具体知识的时候,在他身上留下的那点东西就是成功的教育。周慕冰说:“这就是先生留给我们的成功教育,始终如一地坚守住自己心灵深处所珍惜的那点东西。”

他掷地有声地说:“我们要继续遵循您的思想,以您为榜样,像您那样做人做事,活得有价值,活得有意义。我们做不到您那样好,但我们一定要像您那样做。”

辽宁大学教授白钦先1967年毕业于人民大学,他说,黄达是一位智慧的长者,为人豁达宽容,谦虚谨慎。“其实我在黄老师面前,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学生,但是,在交流讨论时,他会一再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我的一种培养,一种关爱。”黄达很少提及自己在“文革”期间的事情。“那时,他应该说吃尽了苦头,但是你听不见黄老师的埋怨哀叹。他只是默默地工作,去奉献,这很使我感动。”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说,黄达是我们非常敬重的一位伟大的学者,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有四种品格。一是优雅。现代人能够做到优雅的很少。优雅本身也包含了一切。二是智慧的思想。无论是他的论文,还是著作,几乎没有否定性的语言。

这是智慧思想的体现之一。三是淡定。尤其在当今社会,这一点要做到非常难。四是包容的学术品格。也许有一些学者能够做到前面三点,但是真正要做到第四点却很难。中国经济学界争议很多,派别多,观点多,也有很多非常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但是细细想来,好像他们没有达到黄达的包容境界,黄老师几乎可以包容一切—无论是什么观点,他都是鼓励你去研究。

黄达的包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晓西也有很深的体会。他说,黄老师主持研讨会议的时候特别宽容,鼓励讲各种观点,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李晓西说,黄达虽然是金融界公认的领袖式的人物,但他从来不给人以权势凌人的感觉。

他把社会地位看得很轻,把研究却看得很重。并且,他总是支持帮助年轻人成长。2000年新春之际,李晓西曾向很多老师寄去了新世纪的贺年卡。最后给他回了贺年卡的就是黄达老师。“黄老师对我们年纪比他年轻很多,地位、也低很多的同志完全是以朋友相待。我们确确实实是非常愿意和他交流。”

新中国金融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黄达曾谦虚地说,他除了教育书人没有做什么其他事情,这辈子只是留下了几本教材。然而,正是这些教材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他的书、他的论文几乎影响了每一个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副校长刘亚说,黄达对于金融学的贡献,不仅仅是在人民大学,而且是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

刘鸿儒也表示,他曾受益于黄达的第一本“教材”。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以后,聘请了大批的苏联专家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次年,刘鸿儒被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派到人大财政系银行教研室做研究生。黄达那时在货币流通信用教研室担任讲师,一边跟苏联专家学习,一边给本科生上课。

刘鸿儒研修学习结束后回到东北开设了一门课:《货币流通信用课程》。“当时就参照了黄达同志手写的讲稿提纲。这个提纲是他给我的。应该说黄达同志的教科书最早的一稿是我参照讲课的这一稿。”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说,黄达自1950年开始讲授货币银行学,60余年如一日,为培养我国金融人才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国金融的教育界、学术界和实业界,到处都有他的学生。

1959年,黄达率先摆脱苏联教科书的羁绊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束缚,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金融学教材《货币信用学》。1981年,他与同事们总结十余年教学研究心得和对新时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思考,出版了《社会主义财政金融问题》,开创性地将财政、金融、企业融资、物价和经济运行等融为一体,勾勒出反映中国实践的宏观经济学框架。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黄达教授致力于“打通”金融教学中的东、西方两大体系,着手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中国金融学体系。

这一努力的卓越成果,凝聚在1992年出版的由他主编的《货币银行学》之中。进入新世纪以来,黄达教授虽年逾花甲,仍壮心不已,笔耕不辍。他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尝试将货币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同炉熔炼,在别具一格的“大金融”体系架构下,出版了国家级精品课程《金融学》。

这一系列里程碑式的教材,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金融学人,实现了他“由中国人,在中国大学的讲台上,讲中国金融的故事,让中国学生掌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领”的夙愿。

黄达教授是中国经济学之综合平衡理论的系统论证者。基于对中国经济、金融和财政运行的透彻理解和深厚学养,他将中国经济工作组织者和理论探索者从实践中总结出的各种关于经济运行宏观平衡的思想和做法系统化和理论化,提出了分析的方法论,并设计了理论模型。

从1984年发表《中国财政信贷综合平衡和通货物价控制问题》,到同年出版专著《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这一系列渐次深入的理论著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增添了中国的经验。

李扬表示,黄达教授是新中国金融改革和重要金融决策的积极参与者。他曾任全国人大代表、财经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等多种社会职务,为中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咨询建议。他是在中国建立现代货币统计体系的奠基者。在中国金融体系设计、银行业发展、资本市场建设、利率和汇率体制改革,乃至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举措等几乎所有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大事件中,均可看到他的理论智慧。

对黄达教授的金融学术思想,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曾康霖概括为四点,一是学术研究的前沿性,二是论述逻辑的层次性,三是得出结论的相对性,四是学科建设的持续性。曾康霖说,2000年10月,我国翻译出版了博迪和莫顿的《金融学》,并请博迪到中国人民大学讲学和接受采访,博迪提出了“银行在不断地缩小”“商业银行即将衰退”“必须抛弃银行”的观点,在我国金融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有人撰文认为基金的兴起将取代商业银行,并认为这是金融业发展的里程碑。

当时,在高校的金融教学中,很多人对什么是金融,以及金融业的发展方向怎么确定,拿不定主意。而且有的学生认为学银行没有前途,要学资本市场,要学证券。在这种情况下,黄达明确提出“银行应当不被抛弃”的观点。他把货币形态跟银行连在一起,这一研究的思路,在我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是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从这一点看,他站在了学科的前沿。

北京大学教授曹凤岐自认为是黄达的“编外学生”。1978年,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曾在人大研究生班进修两年。他认为黄达对中国金融最大的贡献在于发展和完善了金融学,在金融理论上有三大贡献,一个是创建了适合于中国的货币信用理论,二是发展了社会主义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三是创建了广义金融学或者现代金融学。

曹凤岐说:“我们只谈黄老师的贡献还不够,重要的是要学习黄老师的精神,低调做人、扎实做事、谦虚谨慎、虚怀若谷的优秀品质。在这物欲横流、诱惑多端的年代,有些人对科研已经失去兴趣,功利色彩严重。我们必须学习老一辈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优秀品质,扎实研究,为金融学的发展作出我们的贡献!”

推动金融学科建设

黄达在发言时说,因为“最近病还没好,身体不给力,非常抱歉!”听到“给力”一词,台下顿时掌声和笑声一片,让人感觉他的思想还是那么开放、年轻。

他说,100多年来,我国金融学科建设基本属于引进型,间或有自己创新的亮点,但影响极难越出国界。他相信,中国的金融学科建设必将为世界金融学科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19世纪后半叶,货币论、银行论从金融学中独立出来。货币银行学成为一门重要的课程走向大学讲堂。进入20世纪,我国留学西方的学子把引进金融学科作为传播先进文明的重点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抗日战争之前的二三十年间,西方有关金融学科的进展在两三年之后就会出现在中国的大学讲堂讲授,就会有编译和翻译出版物。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研究,则反映着中国学人在世界金融学科建设史上所做的努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解放打断了金融学科的引进进程,新中国的建立则改变了引进的方向,即全面引进苏联的,戛然关闭了引进西方的门户。在引进苏联和闭关锁国的背景下,中国人对于金融学科的建设有着自己独立的贡献。比如,1950年3月,我国制止了延续十多年的极端恶性的通货膨胀。

33年前的改革开放重新打开了从西方引进的大门,引进是迅速的,热情的,但是要把已经隔绝多年的西方金融学科、金融语言表达系统,与我们计划经济中的金融学科思想语言表达系统交汇衔接需要一个过程。

19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后出国的学子归国后,现代经济学才真正系统地引进中国。今天看来,西方金融学全面发展的内容我们已经能够及时了解并融入我们的金融学科建设中了。

2008年,黄达在一次研讨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重申必须发展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广义金融学,建议将金融学科升为一级学科。曹凤岐也非常赞同这一观点。广义金融学从金融市场与企业的角度出发,包括货币银行学、保险学、金融经济学、金融制度学、金融工程学、金融数学、金融理论学等。现在是把金融学放在应用经济学里,但实际上应用经济学不包括微观管理。

刘亚表示,在金融学科教育三个层次中,本科居于三角形的底部,博士居于顶部。本科教育应是宽口径,不应该过细。进入博士层面,应该细分。在博士这个层次的金融学科上,应该成为一个一级学科,下设若干进一步细化和专门化的二级学科。

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也是黄达的学生。他说周慕冰已经抢先把他想对老师说的话说了。对于金融学科建设,他有两点“不成熟”的建议。一是他认为金融学科应该更多地和当前经济金融发展的新动向、新的领域相结合。几年前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给人带来许多新的思考。

比如,银行体系的构建,审慎监管,包括逆周期,甚至包括风险理论的重新塑造和形成等。在金融学科中,还应该包括有哲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的一些知识。二是金融教学应该和实践相结合,应着重案例性、互动式、启发式教学,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

他说,黄达老师的课之所以学生爱听,是因为他通过启发式、引导式的教学,使学生自己形成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认识。他记得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听黄达讲课感觉一点儿都不累。

清华大学教授宋逢明表示,在专业教育中,首先要从金融机构的核心竞争力出发,即客户关系、风险管理和产品创新;其次是公司金融;第三是专业技术,包括统计、IT技术等;第四是理论基础。

周骏表示,现在出现的经济金融中有很多问题在马克思著作中找不到理论根据,在西方的著作中也找不到理论根据。这需要我们理论界自己来找答案,这个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希望大家学习黄达的优秀品质和治学精神,建立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体系。

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意义重大

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设立,其设立的初衷是想把更多的目光吸引到金融业的基础—金融学科的建设上来,鼓励金融学人潜心研究,教书育人,激励更多的金融学人致力金融学科的建设以推动中国金融学科的快速、健康地发展。

辽宁大学教授白钦先表示,刘鸿儒基金会设立该奖项的贡献非常大,对发展中国金融事业、培养中国金融人才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这个头开得非常好,也给我们许多鞭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楷模,我们都会努力向黄老师学习,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的教育事业。”

“这个颁奖典礼就体现了金融的重要性。中国其他学科有哪一个有终身成就奖?没有。这是第一个。黄达教授是中国金融界的泰斗,全国公认的,没有任何异议,所以,授予他这个奖项,大家都拥护,都赞成!”厦门大学教授张亦春表示,他来参加此次活动感到无比的幸福!

并深受鼓舞。他说,这个奖项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将使我国金融理论、实践,以及金融人才的培养“更上一层楼”。 他今年78岁,50年前,他教书时,用的教材就是黄达编写的。几十年间,他有机会经常向黄达交流学习,“实实在在是他的学生”。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陈雨露表示,他参加首届金融学科中国的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一方面感觉到非常的自豪,非常的荣耀。另外一方面,又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金融学科建设的终身成就奖”,升起了一个高高的标杆。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获得这个奖项?中国金融的精神应该是什么?中国金融学科、中国金融专业的人才培养应该秉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在这样的一面高高的标杆面前,我本人感觉到的更多的是一种巨大的差距感和思想压力。

陈雨露从1983年到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学习,从1992年追随黄达老师攻读博士研究生到现在也将近20年。他说,每一个跟黄老师有过接触的人,都能够发现黄老师身上很多光辉的东西。他最大的一个体会是黄老师身上那种大知识分子的淡定—淡如烟云,定如磐石。

淡定是一种境界,是一种修养,淡定也是一种意志,一种智慧。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真正的淡定,背后一定有非凡的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任何关键的问题,都具有拨开云雾,发现本质的能力。陈雨露说:“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国金融学应当奉行的精神,中国金融人才培养应当奉行的思想。”

“今天是6月1号,儿童节,青春活力,我们在今天举行第一届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颁奖典礼,它将会成为在金融学科发展史上被记下来的日子。”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主持此次论坛并总结发言。他表示,要实现黄达老师所希望的中国的金融学学科研究成为世界金融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道路还很长,这是大家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