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武宗性格 学者:朱元璋性格扭曲 恶化了明朝民族心理疾病

2017-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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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简介: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太祖朱元璋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皇帝,朱元璋的个人行为影响深远,对整个民族心理疾病的恶化又起了很大作用.一个人 ...

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太祖朱元璋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皇帝,朱元璋的个人行为影响深远,对整个民族心理疾病的恶化又起了很大作用。

一个人的基本人性是在童年时期形成的。朱元璋经历过特别严酷的童年,遭遇过极端的虐待、羞辱、嘲弄、忽视以及明目张胆的虚伪而打造出一副铁石心肠。他鄙视温情,没有取悦他人的动机,毫无顾忌地发泄残忍的能量。对于“爱和关心”的渴望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雄心及图谋报复性胜利的冲动。他整个后半生的努力,都是对早年经历的补偿。

01 贫苦的童年 无人照顾险病死

朱元璋:小时候的事我一直不爱去想。刚才这位女大夫的话我没全听懂,大概意思明白了,的确是高人啊,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是天历元年(1328)生人,上头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生我那年,爹四十七岁,娘四十二岁,其实是不想要我了,家里穷啊,多一张嘴就多一分煎熬,怀上就怀上了,也没谁当回事。

生我那天正值栽种小麦,娘头晌在地里忙了半天,晌午回家做了饭,喂了鸡鸭,又忙着往地里赶,走到村头二郎庙肚子痛,便进庙把我生下来。生完我后,娘把我送到家里,收拾收拾又去干活了。

我打小没享过一天福。家里穷啊,那日子全是受罪过来的。我祖上是江北沛县,爷爷的太爷那辈就穷得站不住脚,搬家逃荒,几辈子净搬家了。生人生户,到哪儿都受欺负。从沛县到江南,又从江南回江北,光我爹这一辈,就从句容到泗州,又到灵璧,又到虹县,又到钟离,不到十年就得搬一次家。

为啥哩?总是佃人地种,一家人起早摸黑,拼命干活,好不容易把地伺候熟了,大户就加租夺佃,只好拉家带口另寻活路。我爹是个脸面人,不信命,一辈子没偷过一天懒,就是勒紧裤带苦干,一辈子也没断了发家的念头,谁想却是搬了一辈子家,临死连口棺材也没有。

我一生下来,家里连块裹身子的布都没有。幸好二哥在河里提水时捞了块破绸子,才为我裹了身子。(《明朝小史》卷一)从小到大,我没吃过几顿肉饭,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十六岁以前没穿过鞋,别人都吃过了剩一口给我,别人都穿破了改一改给我。

没懂事前,没有人照看我,我被捆在炕上一捆就是一天。刚刚懂事,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回到家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哈欠才叫去睡觉。一个是爹管教得严,我爹最看不上的是孩子贪玩偷懒,见到了就是一顿巴掌,没好没歹;再一个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看着爹娘成日里在地里挣命,不易呀,想帮他们分分忧。

从小没人疼过我,穷再加上孩子多,爹妈顾不上我。记得八岁那年我大病一场,发寒热,一会儿像火烧,一会儿像掉进冰窖,家里请不起大夫,只好在炕上躺着。正是农忙时候,谁也腾不出手来照顾我,炕上放一大盆水一床被子,冷了自己盖被子,热了就喝水。一个人躺在那儿,其实就是等死啊,可惜我命大,活过来了。

02 大户欺凌 至亲皆死无葬身之地

张宏杰:还是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朱先生的这段痛苦经历。如你们所知,中国历史上灾荒一直连绵不断。至正四年,淮河流域大旱,后来又闹蝗灾和瘟疫。关于灾荒、饥饿、食人之类的记载,中国史书上比比皆是,我随便引述一下明末陕西灾荒的记载,以帮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

马懋才的《备赈大饥疏》: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到十月以后蓬草尽,则剥树皮而食。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爨,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关于朱先生家的遭遇,我也不细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朱先生家虽然穷,却一直非常和睦,相互依靠,感情很深。那一年四月初六,父亲朱五四饿病交加而死;初九,正当壮年的大哥去世;十二,死去的是大哥的长子;又过了十天,母亲也饿死了。

这一年他十七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他面前死去,却丝毫也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几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心灵的摧残不言而喻。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变成了铁石,对世界的仇恨牢牢地在他心里生了根。

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只剩下他和二哥,连埋葬亲人的坟地都没有。实在没办法,狠狠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他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03 自卑嗜虐 因一妇不敬杀光整个街区

患者早年家境贫寒,曾做过游方和尚,参加农民叛乱,被人称为“贼”“盗”。患者经常担心别人因他出身卑贱而看不起他,因而过于敏感。称帝后,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同下文提到的《贺万寿表》《正旦贺表》等均为一种礼仪性公文)有“作则垂宪”一语,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贺万寿表》中有“垂子孙向作则”一语,福州府学训导林伯景为按察使作《贺冬至表》中有“仪则天下”一语,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二使作《正旦贺表》中有“建中作则”一语,因淮河方言中“则”“贼”同音,患者认为这是在骂自己做过“贼”。

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知”语,患者认为“生”是代指“僧”,讽刺自己做过和尚;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中有“遥瞻帝扉”语,被误解为“帝非”;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中有“取法象魏”语,“取法”被误解为“去发”。

以上诸人,都被患者处死,有的还全家被杀。陈州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中有“寿域千秋”一语,虽然念不出什么,但患者觉得别扭,怀疑含有讽刺意思,此人亦被杀。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因此类文字忌读被杀者有三十二人。

其实,按正常思维,以患者地位之尊,绝不会有官员在贺表中胆敢寓含讽刺,更何况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前仆后继地以生命作为代价讽刺他。这些事例典型地表现了患者的心态失衡,部分丧失了正常思维能力。在接二连三发生类似事件之后,礼部官员只好建议全国各地的贺表都用统一的格式,用固定的文字,患者也同意了这个建议,可见患者有时也知道是自己多疑,但问题是一旦遇到这种情况,他就无法控制自己,只有杀人才能放心。

类似的事例还有:著名诗人高启作《题宫女图》诗,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患者以为是在讥刺他,鉴于高启名气之大,当时没有发作,但心不能平,几年后终于借细故把高启腰斩于市。

还有一次,患者微服私访,在街道上听到一老年妇女和人说话,提到他时,不称“皇上”而称“老头”。患者认为这是不满自己统治的表现,回宫后令五城兵马司把老妇居住的街区都杀光了,并且说“张士诚占据东南,当地人如今还叫他‘张王’,我做了皇帝,百姓居然叫我‘老头’,真叫人活活气煞”。

这些事例反映出患者怀疑自己的统治能力,怀疑自己统治的正统性。其实,当时的百姓对他的统治还是满意的,这些做法,完全是患者自己过于自卑所致,因为古往今来,只有他一个皇帝是出身赤贫。

虽然患者在诏书中经常提到自己是“起自布衣”,好像毫不忌讳,但这其实是患者内心的一大块不能揭开的疮疤,自己喊“起自布衣”可以,别人要是因此而稍有些不敬,则会遭到最强烈的报复。

以上这些事实,包括患者自述中对功臣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充分表明患者的极端自私、极度冷漠,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和道德感。

04 恋权寡情 杀害结发妻子李淑妃

患者智商很高,反应敏捷,为人精明,思维周密,精力充沛。因从小经历挫折较多,耐挫能力较常人为强。患者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愿望,心理上有一种以事业成功来弥补卑贱出身并报复早年所受伤害的潜意识,故对事业异常投入执着,对其他事物,如娱乐、友情、家庭生活均无强烈兴趣,每天平均工作时间在十四个小时以上。

他以铁汉自诩,把自己的残忍、无情当成超人的品质。为了事业,他多次背信弃义,比如杀害岳父郭子兴的儿子郭天爵,杀害自己的大批战友,甚至杀害自己的结发妻子李淑妃。

李淑妃是太子朱标的生母,为人明敏,“事上有礼,抚下有恩,遇事有断,内政悉委之”,可谓是患者的“贤内助”,在马皇后去世后代理皇后职责。患者四子朱棣为谋帝位,曾拉拢利诱她,她委婉谢绝:“妾备位嫔妃,所任者,浣濯庖厨之责也,储位大事,非妾所知。”此事被朝中传为佳话。(《西园见闻录》《明史·李淑妃传》)

洪武三十年(1397),患者得了一场大病,以为自己将去世,因担心历史上母后临朝的事重演,把李淑妃的哥哥叫来,叫兄妹相见,说:“你跟随我几十年,朝夕在左右尽心尽力,所以叫你们兄妹相见,尽尽骨肉之情吧。”李淑妃明白这是赐自己死,遂上吊自杀。患者抚尸而哭,对其兄说:“朕不是不知道你妹贤惠,只是人心难测,担心她日后会演武后之祸,只得强抑自己的感情这样做,以为朕寡恩薄德,此为天下也。”

在他看来,任何亲人、朋友,都不过是事业的工具。他为自己能战胜儿女私情,实行铁血手腕而十分自豪,认为这是自己不同于平庸的常人的地方。

由于天赋较高,又极为投入,患者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功,因此助长了其自大倾向。

实际上,在他的举动中,有许多明显的矛盾之处,他自己意识不到,别人也不敢指出来。这反映出他的一贯正确意识不可挑战。比如他制定的《大诰》吧,一篇之中,对同一犯罪的处罚往往前后不一。如《大诰续编》第十二条规定:“非朝廷立法,闲民擅当干办名色,官民皆枭于市。

”就是说,基层政府擅自任用普通百姓为官吏,任用者与被任用者皆斩。第十六条又规定:“滥设无籍之徒当干办人,并有司官吏,族诛。”同一罪状,又上升为族诛。第六十二条则规定:“私下擅称名色,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有司凌迟处死。

”又不同于前。有些规定,则任性而为,几无法执行。如为革除官吏扰民,禁止官吏下乡,并规定,凡有“违旨下乡,动扰于民,许民间年高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处以极刑”。

而官吏如不下乡,许多政事则根本无法办理,下情不能上达。对此,解缙上书说“国初至今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可谓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心里话。总而言之,错全在他人,对总在自己。这就是患者的自我认识。

05 学者:朱元璋性格扭曲 恶化了明朝的民族心理疾病

弗洛姆:你们两个人的分析都很精彩,但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任何一种精神问题其起源都是复杂的,一个简单的模型不会说明所有因素。在我看来,朱先生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侧面:施虐狂,也就是反社会型人格,以及囤积心向。

从你们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朱先生难以控制他的暴力攻击、污辱他人倾向,并且行为中缺乏道德标准,没有羞耻感。他充满强烈的虐待狂冲动,他从使他人遭受不幸与受其统治中获得满足、寻求欢乐,这是反社会型人格的重要特征。造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原因应该是早期情感剥夺、社会歧视两大因素。朱先生起义前很长一段半流氓式生活对他的一生也具有很大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

中国的小农社会造成社会心理中的囤积心向,在这一点上,朱先生也有明显表现。有囤积心向的人的特征是重秩序和条理,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的节省上。在他们看来,外部世界在威胁、冲破其牢固的阵地,井然有序意味着已控制了外部世界,为了免受被侵犯的危险,就须把一切东西放置、保存在适当的位置上。

朱先生为自己的子孙和人民制定了那样多的规定,限制人民自由外出,我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他想把一切固定住。他对人民的活力有一种天然的恐惧。

他们那种强迫性的清洁是要摆脱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另一种表现。在自己藩篱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们都认为是危险和“不清洁的”。他们通过强制性的洗涤,以消除有威胁性的接触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朱先生采取了一定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历代伟大的君主中,只有他对扩张领土没有任何兴趣。

相反,他对外国保持了高度警惕,并且把“里通外国”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想清除的大臣头上,以此强化人民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被视为一种威胁,只有远离或者占有他人,才被看作是一种安全。从他这一代开始,中国明显地内向化了。

张宏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给朱先生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我所知,人格障碍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卡伦:通常心理分析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因为患者的心理问题大部分是早期经历形成的,我们通过帮助患者回忆和分析自己的经验,可以部分达到心理矫治的目的。然而,在这个病例里,我们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文化障碍。事实上,坦率地说,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在我看来就是心理症状的表现。

例如刚刚弗洛姆所说的囤积心向问题。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静态的,这必然导致囤积心向。而且在中国文化中,互不信任是个根深蒂固的传统——“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我到朱先生时代的中国去旅行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每个城镇都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去修筑了坚固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是中国人猜疑心理的极好象征。

朱先生屠杀大臣,何尝不是“斩草除根”这一古训的忠实体现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朱先生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朱先生个人,对整个民族心理疾病的恶化又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现状,我想解决的办法还应该是中国式的,那就是相信时间,时间和耐心能给我们以最大帮助。

张宏杰:对朱先生个人,我们能有什么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弗洛姆:Carbamazepine(卡马西平)和Diazepam(安定)显然是最有效的办法,它们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狂躁和焦虑症状。另外,我们还建议朱先生多参加体育锻炼,进行户外活动。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忘掉这个帝国,让太孙接管政务。

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沟通,我和卡伦甚至可以到宫中去和您住在一起,一直为您服务。为了科学,我们宁可冒这个险。可惜这只是个富于刺激的设想,据我所知,起码今生您不会接受这个建议。